第二条原则是“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”。
这两条原则，虽是后人对明朝外交与政治风格的总结，却并非凭空臆造，背后都有历史的佐证。
明朝中期的敖英，在他的笔记《东谷赘言》中高度赞扬当时的外交政策，他提到：“我朝国势之尊，超迈前古，其驭北虏西蕃，无汉之和亲，无唐之结盟，无宋之纳岁币，亦无兄弟敌国之礼，其来朝贡，则以恩礼待之。”这段话后来被广泛引用，逐渐演变成了“不和亲，不赔款，不割地，不纳贡”的标语。
与前朝不同，汉唐时期的帝王常以和亲或外交妥协来换取和平，而明朝即使面临极端困境，也始终保持“硬碰硬”的姿态，即便在万不得已的时刻，也不曾低头妥协。西汉初期，刘邦在白登山被匈奴骑兵围困时，最终选择用贿赂和和亲来解围。再如前文提到的朱祁镇亲征被俘，尽管其母孙太后和皇后用金银秘密赎回，但朝廷并未选择妥协，而是坚守原则，表示即便皇帝性命危急，王朝的命脉依旧不能动摇。
这两个历史事件，虽发生在1600多年间，解决方式虽然不同，但它们所展现的王朝气质迥异：西汉的软性策略，注重通过智慧和妥协化解危机；而明朝则在面临绝境时，选择直面挑战，展现出不畏牺牲的硬骨气。
明朝初期定都南京，随着北伐的胜利和疆域的扩张，帝国的敌人逐渐从传统的蒙古威胁转变为更加复杂的外部压力。朱棣凭借北京的地理优势和自己出身的背景，决心迁都北京，这一决定不只是战略需要，亦体现了“天子守国门”的历史责任感。唐朝的皇帝屡屡因战乱而草率逃离，而明朝的帝王则绝不允许发生类似的懦弱与决策失误。他们背负着巨大的道德责任，不仅是国家的统治者，更是全体百姓的道德楷模。因此，面对困境时，崇祯的选择并非简单的无能，而是对传统的忠诚——“身为帝王，必须死守国土，捧心以守”。这种历史遗产，虽成了帝王的沉重包袱，却也是他们无法逃避的责任。
崇祯即便能力有限，依然无法逃避这个被历史赋予的使命：他必须以死来诠释“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”的信念，这也是他为明朝的结束和对朝廷、百姓的期望交代的一种方式。就像他自己所言：“朕死，无面目见祖宗”。
纵观明朝的历史风气，尽管与唐朝的放荡不羁或宋朝的风流潇洒相比，明朝显得更为刚烈与严谨，但这股凌厉的精神贯穿始终。无论是文人、武士、市民、才子，甚至普通百姓，他们的身上都有着与紫禁城的帝王相似的气质。正是这种气质，促使了谦、王阳明、海瑞、张居正等人物的崛起，也为明朝的灭亡之后，涌现出了张煌言、史可法、李定国、顾炎武等杰出人物。
这股气质，或许便是孟子所说的“气”。但这种气，不仅仅是力量的象征，也是明朝皇帝、士人以及普通百姓面对国家命运时所展现的坚持与果敢。
另一方面，朱棣迁都、朱祁镇好战、朱由检自杀，这些决策的背后，反映的实际上是他们所处的位置和责任。无论他们个人的优劣与成败如何，他们始终是国家象征的核心，负担着深刻的历史使命与责任。而这个使命决定了他们必须做出一些看似硬性的选择，这些选择不能单纯地用现代眼光来评价，但也无法完全忽视它们背后的局限性与人性弱点。
因此，我们在阅读明朝历史时，不应单纯以个人的情感和偏好为主导，而应从多个角度全面审视这段历史。历史的复杂性和深度值得我们在批评的同时，也能带着同情心与反思去理解。
写明朝的历史，尤其是传记性质的写作，极其困难，因为它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记述，也牵涉到我们当下的情感与社会认知。无论是在学术界，还是在普通读者中，对明朝的评价总是呈现出两极化：有人对其暴虐、荒唐和倒退深恶痛绝，也有人对其霸气、才气和民间气质推崇备至。但一旦怀抱偏见去解读历史，我们往往会陷入对过去的误解与局限。
要真正了解一个朝代，我们必须以客观公正的眼光去审视历史的各个层面，像照镜子一样，让历史的各个细节相互对照，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。
这正是艾公子新书《大明300年》的立意所在。书中从政治与文化的两个维度，围绕重要事件、人物、思潮，将明朝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，并用新的结构解读明朝的历史。在书中，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朱元璋的复杂性，他既奠定了大明的格局，也埋下了党争与血腥的种子；从靖难之役到夺门之变，从嘉靖时期的权斗到南明的内讧，明朝的纷争仿佛从未停止过。
这本书不仅讲述了大明的政治走向，还剖析了时代的精气神。我们可以看到于谦的悲剧命运，也可以领略方孝孺、胡宗宪、邓子龙、孙承宗等人的命运起伏。明朝的历史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天下，更是普通士人、百姓和文化工作者的精神世界。
在政治秩序动荡之际，明朝却迎来了文化的黄金时代。从绘画、书法、戏剧到小说、心学、佛学与科学，明朝中晚期的文化繁荣孕育了超越时代的伟大人物和经典作品，直到明朝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